近代的中國在17世紀之后逐步衰落。其因長期領先，之后卻陷入停滯狀態，無法進一步突破新形態，給思想界帶來了困惑。英國學者李約瑟在其編著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約瑟難題”：“盡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么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寫道：“中國很早就已經進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狀；但是因為它客觀的存在和主觀運動之間仍然缺少一種對峙，所以無從發生任何變化，一種終古如此的固定的東西代替了一種真正的歷史的東西。中國和印度可以說還在世界歷史的局外，而只是預期著、等待著若干因素的結合，然后才能夠得到活潑生動的進步。”中國近代的停滯與衰落，有思想、文化方面的根源，也有政治、經濟方面的因素。

一、社會發展呈現出的自在傾向和自為傾向

韓茂莉在《中國歷史地理十五講》中寫道：“傳統觀點一般將推動農業起源的原因歸為社會發展與動植物馴化，20世紀60年代一些國外學者全方位審讀了人類社會發展進程，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重要命題，即農業需要人類付出比采集、狩獵高得多的勞動代價，而且實現這兩種生存方式的轉變還涉及漫長而艱巨的物種擇優汰劣的選擇馴化過程，沒有萬不得已的外界強大壓力和持久不懈的實踐努力是不可能完成的。”

其他物種的演進展現的是對環境的適應，而人類社會的發展除了這種特性外，還體現出另一種改造利用環境的傾向——一種主動創造性。一個時代的社會主流意識一旦停止了奮進創新的姿態，就會逐步被貪婪和惰性所吞噬，整個社會就會進入下降通道，重回自然叢林法則，重回其他物種演進所展現出的對環境的被動適應狀態。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會因為人類活動這種積極的創新或“被動懈怠陷于慣性”的不同傾向，呈現出以改造自然、改造社會為主導特征的創新性發展階段，或者以適應自然環境和舊有社會環境為主導特征的慣性發展階段。前者就是社會發展中呈現出的自為傾向，而后者就是自在傾向。

二、人性貪婪與惰性的一面在任何一個社會體系和文明中都發揮著潛移默化的作用

人類是群居生物，必然需要一種組織形式。為了生存繁衍，抵御自然災害疾病，抵御大型動物的威脅，尤其是抵御其他人群的掠奪殺戮奴役，或者為爭奪資源發生爭斗，以及規范與協調組織內部人員的秩序與關系，而人類組織需要有經驗、有智慧、有決斷力、有遠見、處事公平的人來承擔關鍵的責任并行使權力。

權力帶來了秩序，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內部的混亂和外部的暴力。權力更是與責任須臾不可分離。一個群體天然形成個人利益與群體利益、掌權者和被管理者。隨著掌權的治理團隊的專業化發展，就出現了治理團隊以群體利益為先還是以治理團隊的利益為先的導向問題，二者常會發生背離。同時，特權、世襲、腐敗、低效也將導致治理體系的內潰。腐敗、特權、權力世襲（三者使治理出現非專業化傾向）的誘惑與侵蝕時刻考驗著治理團隊的每一個人。幾千年來上演的各種不同政體，就是治理團隊（專業化）如何誕生，權力掌握在哪個利益群體手中，最終權力主要為誰服務的問題。這是一個權力與資源的多重的、動態平衡的過程和結果。離開了治理團隊的專業性，背離了最廣大群體利益的訴求，或者長期違背公平正義，這種體系必定會崩潰。

人性貪婪與惰性的一面在任何一個體制和文明中都發揮著潛移默化的作用。人類社會的演進，一方面遵循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辯證發展；另一方面也無法擺脫人性的貪婪與惰性的制約與束縛。尤其在歷史面前，一代人可以勵精圖治，兩代人可以，三代人呢？制度要不斷與時俱進、創新發展，推進制度發展和運維制度的人也要有與時俱進、創新發展的理念和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觀。創新的體系和制度需要有理想信念、堅持創新和原則的人來推進。問題在于，社會在演進中，標準不是僵化的，人也不是僵化的，社會環境也在變化中……

三、無往不復、吾以觀復與中庸之道

回到我們的主題上來。首先，中國近代的衰落與停滯是思想、態度和方法的停滯。雖然《易經》《老子》等提出了樸素的辯證法思想，但理論依舊建立在矛盾的往復運動之中。《易·泰》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老子》曰：“萬物并作，吾以觀復。”又曰：“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而中庸之道的思想也成為后代社會的主流思想。后代社會因為長期領先，穩定始終是首要問題。主流思想者缺乏革命精神，多推崇三代之治和圣人，大多只會因循前人經驗和進行局部的創新改造，也就是給舊有的思想系統打補丁。這是一種創新和批判反思精神的缺乏，這是一種發展態度和發展目標的停滯與僵化。歷史可以給中國更多的時間，但進取的其他文明不會等。

在西方資本主義快速發展的基礎上，黑格爾提出的辯證法為往復運動的認知圖景提出了另一種可能。在此基礎上，馬克思提出了唯物辯證法。當然還有第三種圖景，但是隨時可能夭折在自然進程中。但如果把有限的文明、暫時領先的歷史當作歷史必然圖景，那么在認識和實踐上必然是狹隘的、自以為是的。這種保守落后的認識與實踐，這種曾經滄海難為水的情態疲態，使曾經在世界領先的中國文明在近代像龜兔賽跑中的兔子一樣，在領先自滿的昏昏欲睡中錯過了繼續領先的各種機會。

此外，大一統的皇權思想、政治體制以及傳統，強化了這種守舊思維和體制的韌性。而著眼于積累和延緩貧富差距的重農抑商的發展策略，是基于農耕定居文化的一種人道的、文明的發展策略，卻僵化地貫徹了上千年。這種不變的經濟發展思想和策略最終導致中國在文化方面從領先走向沒落。這也是近代中國經濟模式、發展模式停滯的原因。

大一統的皇權思想為減少戰爭、形成內部市場、抵御外敵提供了強大的支撐，但也為統治精英提出了史無前例的挑戰。大一統的韌性使思想和體制改革步履維艱。中庸之道在文化精英、統治精英中成為共識，使其變得盲目自信。無往不復、吾以觀復的思想，使其對變革與創新失去了興趣。重農抑商的經濟手段，進一步導致經濟發展模式受限。散落在民間的專業人士的技術乃至科學突破未能轉化為社會需求，而淪為小眾的“奇技淫巧”。如果沒有有效的、持續的社會需求，那么科學持續地、成系統地推進將成為不可能的事情。

政治制度、經濟政策限制了新經濟形態的發展，既沒有基于新經濟模式的階級階層群體的出現，又導致整個社會對改造自身制度缺乏共識與需求。這是一個互為因果的下落過程。

四、社會發展是策略的競爭，是人主觀能動性的反映

物質世界沒有目的性，而人類社會具有目的性，人類社會占主導地位的社會意識借助生產力基礎以及相應的生產關系，構筑了不同的、體現其經濟關系和共同意愿的上層建筑。這個過程雖然是人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的體現，但也要受制于物質基礎、生產力水平和社會規律。所謂自為就是在理論和實踐上自覺發揮主動性、創造性，尊重規律，盡可能超越物質限制和認知被動，選擇更好的、具有比較優勢的策略來生存發展，而不是被動的、慣性的、懶散的甚至逃避的發展。當然，這種對物質限制和認知被動的超越是有限的、逐步的、具有目的性的。

承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運動推動人類社會從低級向高級不斷發展的這個規律，并不是說承認宿命論。簡單來說，物質條件允許，主觀上主動把握這個社會規律，則有可能助推社會發展，推動社會發生質的變化，較快地達到一個新質社會。物質條件允許，社會意識躺平或拒絕改革，可能要反復走許多彎路，經歷幾代人幾百年，乃至陷入停滯、崩潰、倒退狀態，直至被其他社會文明超越后，再以落后的方式進入到新質社會。回顧歷史，我們現在依然可以看到一些社會文明仍舊停留在原始部落時代，也有一些社會文明跨越幾個階段進入到當下主流的社會文明狀態。客觀規律（自然規律）是需要人類遵循利用的，是一種外部力量。而社會規律是人群系統的生活方式、文化方式的策略競爭與自然篩選所呈現的歷史規律。只要基于一定的主客觀條件，總有某個社會或文明會率先采取較優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并不斷改進。

自然規律我們只能遵循或者利用，而社會規律則需要我們主動選擇創新性、具有比較優勢的發展策略來自覺實踐，這體現了意識的能動反映。人類社會不同的發展策略形成了發展模式的策略競爭，并通過歷史進行自然篩選。人類社會的發展受限于當時的生產力和經濟基礎，但也是人類創新性知識長期積累的結果。

五、社會意識既能推動又能限制社會發展

人類基于實踐的理論既可以促進社會發展，又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社會發展。沒有這樣的認識，就沒有這樣的實踐。列寧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可以說，沒有革命的社會需求，就沒有革命的社會實踐；沒有革命的社會實踐與理論，沒有科學的革命理論的指導，革命的社會實踐很難取得成功。毛澤東指出：“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而代表先進階級的正確思想，一旦被群眾掌握，就會變成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

作為舊有的統治階級，大一統的皇權是不會主動退出由其壟斷的權力舞臺的。在領先文化體內沒有從思想、決策、社會需求、經濟基礎產生決定性革命因素的情況下，不到這種文化體被更新的體系擊破時，它往往會囿于物質基礎、意識形態、生產關系和人性的貪婪與惰性而泥足不前。列寧也曾預言，在資本主義統治最薄弱的環節可以率先建成社會主義。這也可以理解為在一種強大而完備的舊有制度體系面前，只有基于另一種經濟基礎、生產關系而構建的新質制度體系才可能以超越的姿態擊敗它。而舊體系這種落后狀況又在已然落后的具有強大文化根基的文化體系內孕育著新的超越。

大一統的文化體系和中央集權強化了體系的韌性。這種強大的、具有韌性的、有著穩固經濟基礎和生產關系的、并曾經長期領先的文化體系、制度體系，可以隨著時間，隨著人事代謝，在人性的貪婪與惰性面前走向崩潰，卻仍然可以在經濟基礎、生產關系沒有發生革命性變化的基礎上，沿著舊有思想和制度軌道進行重建和局部革新，呈現出一種往復停滯的狀態。直到基于另一種經濟基礎、生產關系而構建的新質制度體系以超越的姿態擊敗它……這些便是中國近代發展停滯的深刻內因。

六、五種文化精神應該長期堅持

認識事物，在紛繁復雜的變化中把握事物確定性的一面是最難的，而人一旦生成習慣、看法和個性，改變自己是最難的。這就形成一種矛盾，外界事物是在不停變化中的，人要在其變化中把握其確定性；而人的思維經濟模式和惰性又使人容易墨守成規、不思進取而無法跟隨外界事物的變化。一個人是這樣，一個社會也是如此。

中國文化具有強大的生機與活力，如果要說其文化精髓，我認為：一是天行健的進取精神與卑以自牧的謙恭敬畏態度；二是“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革命與自我革命精神；三是以仁德為核心的民本思想，以人為本的思想；四是以團結互信互利為根本的和諧文化；五是實事求是的實踐精神。

中國近代的停滯與衰落，是長期領先引起的盲目自信，進而導致進取精神的衰歇，是政治、經濟、產業觀念與政策的守舊所致，是社會思想與實踐的全面落后所致，也是基于前者而進一步導致的新質生產方式、新質階級和推動新質社會發展的社會需求缺乏所致。我們不能故步自封，一方面要秉承天行健、積極進取的姿態，傳承日新、自我革命的精神，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和方法，放棄中庸之道，擁抱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另一方面，要始終以探求新知的姿態，謙虛謹慎、卑以自牧的精神向其他人類文明不斷學習，也就是要始終堅持改革開放。

在歷史面前，那些宣稱終結了歷史的人，其理論一再被終結。無論是在社會史，還是在哲學史、科學史領域的類似斷言，莫不如此。

責任編輯：張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