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幫我生成一份讀書報告。”

在和AI的對話框中輸入這樣的指令后，大三女生于冬冬對著電腦屏幕嘆了口氣。一年前，大二的她還能在圖書館靜心讀完整本學術著作，但自從這學期開始實習后，冬冬發現，回到寢室“連打游戲都覺得累，只想躺在床上發呆”。面對迫在眉睫的“DDL”（deadline縮寫，此處指作業提交截止日期——記者注），她最終選擇了曾經自己“非常不認同”的方式。

于冬冬的經歷并非個例。本想在通勤地鐵上讀書，卻忍不住打開了短視頻軟件；對一部電影很感興趣，于是在網上搜索“5分鐘速看”視頻；打開之前喜歡的歷史紀錄片，看了不到半小時就開始犯困……

一種進行深度文化活動的能量，似乎正從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身上悄然流失。他們為自己這種“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狀態，找到了一個精準的形容：“文化體力”不支。

文化體力是一個對應著生理體力的概念，指的是我們進行嚴肅閱讀、進修學習、藝術欣賞等泛文化休閑活動所需的精力與專注力。

那么，年輕人的文化體力流去了哪里？當文化體力不支已經成為既定事實，他們又應當如何應對？

是什么在消耗我們的文化體力

馬克思認為，生產力的發展節約了勞動時間，從而為個人贏得了閑暇時間。這部分時間不應只用于娛樂和休息，還應當用于從事“更高級的活動”，以此發展智力，提升精神涵養，吸收歷史上遺留下來的科學、藝術等一切真正有價值的東西，進而通過自由時間實現個人的全面發展。

文化體力正是我們從事這些“高級活動”的精力基礎。

然而，對許多職場中的年輕人來說，維系這種文化體力正變得越來越困難。

24歲的賀奕是一名初中數學老師兼班主任。大學期間，賀奕是學校電影社團的社長。他經常組織同學們觀影，大家會在觀影結束后圍坐一桌分享感受。

“但在入職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我沒有完整地看過一部電影。”賀奕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有一天下午我突然很想看電影，就特意提前把所有工作做完。晚上，我調好了酒，打開了一部我很喜歡的電影《午夜巴黎》。”可電影只播放了十幾分鐘，就有一通學生家長的電話打了進來。

“學校要求我們必須接家長的電話，我沒辦法，只能接。”賀奕回憶，那通電話“并不算很長，只持續了十幾分鐘”。但掛斷電話后，賀奕興致全無，草草地關掉了電影，提前上床休息。

職場壓力是消耗文化體力的重要因素，但影響文化體力的并不只是工作。

19歲的宋持對此深有體會。高中時，宋持是個閱讀面極廣的“書蟲”，不管是類型小說還是嚴肅文學，甚至是一些艱深的學術著作，她都有所涉獵。然而，進入大學后，各種學生工作和社交活動占據了她的時間，“微信的圖標整天都是閃爍的”。

碎片化的信息不斷切割著宋持的注意力。她告訴記者，自己的專業課老師在“開學第一課”推薦了一本書。“是李普曼的《輿論》。高中的我至多兩周就能讀完，但現在來到大學已經一年多，我只翻了30多頁。”宋持說，對她來說，“靜下心”已成一種奢侈的能力。

文化體力并未消失，只是“遷徙”

像賀奕和宋持一樣的年輕人并不在少數。然而，深度閱讀和觀影的減少，真的意味著他們的“文化體力”消失了嗎？

24歲的韓玥是一個“劇女”（熱衷音樂劇的女性觀眾——記者注）。在江蘇蘇州工作的她，曾有過周末前往上海連看5場音樂劇的“紀錄”。

“我認為我的文化體力并沒有消失。”韓玥說，“上學的時候，我的文化體力更多地用于閱讀或看電影——可以隨時隨地開始，并且不需要太多金錢支持的活動。但是現在我可能就會選擇去看音樂劇。”

韓玥認為，文化體力的總量是恒定的，但是它的支出方向會隨著人生階段、經濟能力和社會環境的變化發生轉移。

和韓玥的觀點類似，20歲的程思然也認為自己的文化體力并未流失。“在社會學家布迪厄的定義里，文化以藝術品、畫廊、博物館、圖書館、音樂廳、書籍等物質的形式表現自身。那么，聽巴赫的《勃蘭登堡協奏曲》是文化體力充沛的表現，聽流行歌曲就是文化體力流失嗎？我并不這樣覺得。”程思然說。

談到流行歌曲，程思然分享了一首她常聽的歌的歌詞：“認定你我都絕非倒懸江河中泛泛之輩，是重名的亂世萍水。”程思然告訴記者，這首歌以革命志士秋瑾和呂碧城為原型，“被這樣的歌詞所展現的時代女性共鳴所打動，難道不能算作有價值的‘文化活動’的一部分嗎？”

在程思然看來，文化體力指的是人們用于“泛文化休閑活動”的精力，而這種“休閑活動”的內涵應該是多元的，關鍵在于個體是否能在其中獲得收獲與觸動。

“傳統的、需要高度專注和沉浸感的文化消費可能有所減少，但我們并不是放棄了文化消費，而是轉向了一些更新穎的形式。”程思然說。與其說文化體力“消失”，不如說它進行了大規模的“遷徙”。

“文化體力是有限的，但是我可以作出自己的選擇。”韓玥說。

在生活中尋找新的精神家園

意識到文化體力的“消耗”或“轉變”后，一些年輕人開始主動尋找“重建精神家園”的方式。

宋持選擇循序漸進地“恢復閱讀習慣”。她知道，自己無法立刻回到高中時高專注度的閱讀狀態，便從可讀性較強的書籍入手。借著諾貝爾文學獎的契機，宋持開始接觸自己從前了解不多的韓國文學。“雖然還是沒有把《輿論》讀完，但上個周末我一口氣讀完了李滄東的《燒紙》，這是我在上大學之后第一次有這種連續五六個小時閱讀的經歷。”宋持說，合上書的瞬間，自己感覺特別暢快。

賀奕告訴記者，一個學生在向他提問時看到了他筆記本上的貼紙，“是巖井俊二《情書》里的一個經典鏡頭。她很驚喜地說自己也喜歡這部電影，還和我分享她看之后的感受”。

“那天下午第四節剛好是他們可以自由支配時間的活動課，我們倆聊了大半節課。”賀奕說，“我驚奇地發現，我仍然能夠對一部電影侃侃而談。有些我以為自己已經遺忘的東西，其實成了我的一部分。”

現在，賀奕成為學校電影社團的指導老師，在沒有重要考試的情況下，他每兩周會組織一次觀影分享會，和孩子們一起看電影并分享感受。

賀奕說，《午夜巴黎》中的主角吉爾最終沒有沉溺于他向往的“過去的巴黎”，而是選擇回到現實，去創造自己的美好。“對我來說，電影就是我心目中黃金時代的‘巴黎’，但是我要做的不是留在那里，而是在現實生活中為自己和這些孩子制造看到‘巴黎’的可能。”

面對工作壓力，賀奕也更能實現平衡：“在和學生一起觀影的時候，偶爾也有家長打電話進來，但是當我解釋我在組織學生活動之后，他們基本能理解。如果沒有急事，會在觀影會結束之后再打電話來。”

“我們不必執著于回到某個過去的‘黃金時代’，而是要在當下的現實中，為自己和同路人點亮通向精神家園的燈。”賀奕說，“如果再回到一年前的那個晚上，我想，我會把《午夜巴黎》看完。”

（應受訪者要求，于冬冬、賀奕、宋持、韓玥、程思然為化名）


責任編輯：黃蕊